【萃英记忆-数学70年】陈文塬:做学生的指路人


时间:2014年11月17日9:30
地点:兰州大学陈文塬住所
人物:陈文塬
访谈人:王秋林
摄像:焦燕妮
文字整理:焦燕妮

王:陈老师,您好,我们是学校档案馆的,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叫作“萃英记忆工程”的工作,请老先生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。今天请您讲一讲在兰大的工作。

关于我的名字

陈:我叫陈文塬,我名字里的“塬”本来是山字旁的,但是山字旁的“山原”用计算机打不出来,就用现在的“塬”了,凡是我们学校的都改成了“塬”,外面 的人可能不知道,还写“山原”,或者就用别的字代替。我这个名字造成的麻烦挺多的,经常在邮局、银行等地方出麻烦。不过,现在也没多少用处,用哪个字都可 以,我也不在乎。

一直在这里

王:您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兰大的?

陈:我是1954年从东北人民大学(现吉林大学前身)毕业后分配到兰大的。

王:毕业分配的时候,有没有报过志愿?

陈:我当时报过志愿,那个时候年轻,就希望到各个地方去转,我是湖南人,在东北上学,毕业以后我就希望能够到处跑一跑,结果就分到这里了。分到这里来就没动过,一直在这里。

王:您记得五六十年代数学系的一些人和事吗?

陈:以前基本上搞运动,学术方面的活动不是太多,因为不停地搞运动。我是一个小人物,也比较落后,所以,对外面的事关心得很少,说不上太多的事情,我们就是随着大流走的。

讨论班是对学生的督促和对教学的辅助

王:您曾经针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举办讨论班,当时背景是什么?

陈:其实就是一个学术活动,现在的seminar,在国外很普遍。在国内尤其是兰大,当时没有人这么做,一般搞大型的、短期的科学报告会,类似于我们 这种学习性质、研究性质的比较少。我之所以倡导讨论班,一方面是自己想提高,觉得一个人读书得不到周围人的帮助,比较艰难;另一方面原因,就是培养人才。 那个时候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水平还是比较低,需要提高。没有别的办法提高,从外面找人也找不来,提高的办法就是组织大家学习,一起学习研究,能够起互相促 进、互相帮助的作用。刚开始所谓的讨论班基本上是学习班,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有恒心的,影响也比较大,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几届系主任都来参加过。

王:这个班是什么时间组织的?大概组织了多长时间?

陈:一直坚持下来了。那个时候怕人家说我们只专不红,一搞运动,我们只能暂停,不然要挨批判。断断续续地,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 我就开始带研究生,利用这个机会把学生组织起来,讨论班变成了我们的学习课程。我的研究生基本上每个人都参加过讨论班,从头到尾参加,后来就比较正规了。 我们当时的讨论班也没有名字,只是每次的内容有侧重,刚开始是泛函分析,后来我自己的兴趣慢慢转移到非线性,所以,就搞非线性泛函分析。慢慢扩展到微分方 程、动力系统拓扑学、计算方法等。

陈文塬在讲课中

后来讨论的内容更偏重于研究。刚开始是学习性质的,后来更多的是讨论自己的工作。让研究生把自己的论文讲一讲,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。还有什么好处呢? 有时候两个人做的工作有联系,通过讨论班能够彼此交流。经常还有校内外、国内外的学术信息在讨论班进行交流,方式比较灵活,内容也不固定。

王:这种讨论的形式,您认为效果是不是比较好?

陈:反正我觉得,(讨论班)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督促。至少会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,不然将来研究生毕业,上课都不会。每个学生既能得到别人的启发,也能启发别人,思想得到交流。

王:这种形式的讨论班,您每周要举行几次?

陈:最早的时候是一周一次,后来就多了。因为后来研究生太多了,一周讲一次轮不过来,每个人都要报告一下自己这一段时间得到的信息。对于研究生,你听 几次讨论,听他的发言,就知道他的水平了。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怎么样,水平怎么样,从他的发言里就可以掌握清楚了。他们的错误,一经讨论就能暴露出 来。很多人的工作,在答辩以前就在讨论班上过了一遍,基本上已经定型了。定型有时候靠导师靠个人是不行的,讨论班能起很重要的辅助作用。有很多问题,我们 是在讨论班上发现的。所以,我觉得至少是对教学的辅助。到现在为止,在我们这个研究方向上,讨论班的方法是一直延续的。现在教师不再是主体了,以研究生为 主体。每个人主持的讨论班的规模和主题不一样。

我的研究方向

王:您以前讲授过很多课程,为什么最终选定了非线性泛函分析作为研究方向?

陈:我讲课可能比较多。数学专业教学计划里的多数课程,我都讲过。原因是什么呢?国民党时期学习的课程是很少的,我们那个时候,全国学苏联,把苏联的 很多教材、课程设置都拿来用。苏联模式的课程要求很扎实,一、二年级需要很深的基础,到三、四年级就分专业,比较尖端。对于苏联模式的课程设置,很多教师 也不适应。但我沾了一点光,是什么呢?上大学的时候,全国和我们同一级的都在1953年提前毕业了,学了三年,只有我们班学了四年,四年级的时候学了不少 新课,所以我参加工作以后,很多要开的课程都是学过的,一到兰大,驾轻就熟。
系上把教学计划分配下来,有些课程没人上,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刚来的助教,但是我胆子大,运气也好,就教很多课。一开始让我讲变分法、积分方程,这些课在老 的教学计划里完全没有,正好我都学过。我那个时候也比较努力,原来学得不好的课,我也抓紧时间补,系里要我讲,我就讲。讲这么多课,其实对自己有好处,给 自己打基础。实际上,现在回想起来,那个时候的教学质量是不高的,还有出错的地方。

1981年数力系首届研究生毕业合影,陈文塬(前排右四)

基础打好了,就要选择方向。选择方向的时候,正好是1956年,国家制定《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》,这个规划里面特别挑了12个基础理论的重点问 题,其中有一个就是“非线性”。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非线性是什么,但是年轻,觉得响应党的号召总是没错的,国家制定的科学规划总是没错的,所以就选择了这 个方向。起步在国内算是早的,基本上走在前面。那个时候也算是运气好,刚选上这个题目不久,就解决了几个比较难的问题,坚定了信心。可是这个信心没坚定多 久,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来了,一下就打垮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,我年龄也大了,已经过了黄金时期了。这个时候,我发现我的学生中,有些是很能干的,脑子比我灵敏得多,思想开放得多,我就想怎么 能够把他们领到这个学科。所以,我就开始真正搞非线性分析,需要自己读一点书,啃硬骨头,一直到我退休,没有再做其他的研究。好在我的学生里,有一些人干 得很不错,他们的成果是我干不出来的,他们比我水平高得多,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了。

一个“不管事”的系主任

王:您担任数学研究所所长、数学系系主任的时候,做了哪些工作?

陈:(笑)我不太管事,因为我本身不愿意管那些事。我做系主任的时候,我就给系里办公室的人通知,凡是有我的签名的一律无效。我基本上不要求他们办什 么事,有我签名的不算数。这个意思就是,想摆脱行政杂务,专心做些业务。原来还想制定一个教学计划,后来觉得也行不通,也做不好,条件也不允许。不过,我 唯一能做的,就是让大家工作的时候正正派派地工作,不搞邪门歪道;教学,认认真真教学;办事,认认真真办事,我觉得就可以了。要问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, 好像没有。我任系主任大概十年,任研究所所长的时间可能长一些。那个时候的研究所是和系并行的,和教学是独立的,后来研究所变动到系下面以后,所长自动解 聘。

做学生的指路人

王:您培养的学生很多,很多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骨干,您有什么培养心得?

陈:是他们努力,我只是起督促作用。当然,刚开始学生终究还是比较年轻,不像我们年龄大的有点经验,告诉他怎么打好基础,怎么选择方向,用什么方法, 走什么路子,把路子给他指好就行,“师傅引进门,修行靠个人”。范先令、李万同他们入选“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精英”,那是他们的高水平,是他 们努力的结果。我们的学生里面还有一些也很强的,工作很有意思。他们都是我远远不及的。

王:谢谢陈先生给我们讲述这些。

【人物简介】

陈文塬,男,湖南长沙人,生于1931年,教授,民盟盟员,中共党员。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,历 任兰州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,兰州大学数学系系主任、名誉系主任,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,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,中国数学会理事,甘肃省数学会理事 长、名誉理事长。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评委,科技期刊《数学年刊》、《数学进展》、《东北数学》、《数学研究与评论》、《纯粹数学与应用数 学》、《甘肃科学》编委,《中国现代数学家传》编委,《数学辞海》学术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
主要从事非线性分析的研究,编著的《非线性泛函分析》一书是中国在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的第一部著作,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,第一届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。

【说明】本篇访谈录原载于《我的兰大》(人物访谈录1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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